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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5年开始投身教育, 教书育人已经二十多年, 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可不知为什么, 越教越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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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了学校,提了质量,苦了孩子  

2016-06-30 09:45:02|  分类: 教育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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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凉茶

撤了学校,提了质量,苦了孩子

——湖北崇阳教育城十年实验

《南方周末》第1631期     2015-05-28

南方周末记者 陈露 南方周末实习生 苏海伦    发自湖北崇阳


    崇阳力推当地“最大的民生工程”——教育城,十年来,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广东凉茶

    在义务教育法及修订案中屡次被强调的就近入学原则,在崇阳县成了一句口号。

   

撤了学校,提了质量,苦了孩子 - 广东凉茶 - 广东凉茶
近5000人的大集中学成了当地无人抗衡的“航空母舰”。(南方周末记者陈露/图)

    十年前,刘文华在乡下教书;王清平上初三;饶方复在县城最好的初中当党支部书记。

    十年后,刘文华从乡镇进城当老师;王清平因撤校没有去70公里外的县城读书,辍学一年后去江苏打工;饶方复的书记不好当,天天为招不到学生而发愁。

    这一切,都源于湖北崇阳县的“教育城实验”。

    这项斥资5.2亿的教育实验,自2005年起步,于2009年达到顶峰。全县初中学校由21所减至14所,完小由115所调至98所。而该实验从一开始,就在争议中推进。

    在主政者的眼中,撤并合校有利于教育均衡化发展,也促进了当地教育大发展——崇阳县教育质量过去排不上名次,现在能进咸宁(下辖一市一区四县,含崇阳)前三,还带动了周边房地产市场繁荣;谈及教育城下一步发展,主政者直言提高教学质量是当下最迫切的任务。在山区家长的眼中,最长70公里的上学路,让孩子和自己想来就害怕。上学、放学,路上不安全;到县城住宿学习,因开销大涨而增加了负担。

    争议中,两所当年被撤的中学通过家长多年呼吁,最终,“失而复得”。广东凉茶

    这是全国很多县城义务教育发展的缩影。在“就近入学”的教育规律之下,崇阳教育城所带来的集中化办学模式究竟有没有问题?能否复制?

    “城市里的农村中学”

    教育城占地1200亩,相当于两个天安门广场那么大。十年前,教育城所在的大集村还多是荒山、野草;现在,这里是当地人眼中“最漂亮”的建筑群,四条马路全部命名为“××大道”。

    如此庞大的教育城,分三期完成。第一期开始于2005年,建成了一所职业技术高中。这所职高的前身是一当地人与一浙江商人合办的高中,后来办不下去了,由县政府接盘。

    第二期开始于2008年,这是教育城发展的高潮。2008年5月,崇阳县委县政府以9880万元将老城关中学拍卖。耗时四个半月、投资1亿元,在职高旁边建起了占地600亩的大集中学。2009年,将桂花、桂口、鹿门、金塘、高枧、华阪、蔡墩、铜钟、大源等乡镇中学及原城关中学撤校,十校合一,组建新的大集中学。入学者全部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生。

    2009年教育城三期开工,1.9亿建成崇阳新一中。此外,教育城还新办了一所小学——第二实验小学。

    据公开资料显示,到2009年9月,全县初中学校由21所减至14所。完小由115所调整至98所。至此,一所以小学、初中为主的教育城在崇阳县城里完成布局。广东凉茶

    翻阅《崇阳县教育新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作日志》,不难发现当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对教育城的重视。相关领导隔三差五开会部署,强调“大风小事、统一口径”,“不要相互猜忌,有事跟我讲”;为了赶工,“我们‘十一’不放假”。“辛苦要政绩,要团结一心”。

    全国少见的教育模式,为何全县总动员?当初又是怎样谋划教育这盘棋的?崇阳县教育局副局长庞雄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上一届政府的决定。作为贫困县,崇阳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理所当然。这也是当地“最大的民生工程”。

    但当地老百姓并不买账。坊间流传的众多版本中,有说法是政府为了发展房地产。当地最早引进的房地产商是来自江西的凯鸿房地产,据“中国崇阳网”报道,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凯鸿所投资的2.8个亿。凯鸿房地产别姓销售经理证实,当初是崇阳县政府以税收优惠等条件吸纳他们来的,而所拿地块就在教育城边上。目前,教育城周围在建楼盘达12个。

    庞雄军不同意老百姓的说法。在他看来,教育城带动周围房地产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自然规律。崇阳县过去的教育质量排不上名次,因为有了教育城现在已进咸宁(含崇阳,共有一市一区四县)前三名。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难以证实。但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当初力推教育城的原崇阳县委书记程群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

    崇阳县被誉为“湖北省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县”。让农村孩子大规模进城住宿上学,这在全国也并不多见。目前,这项教育实验最大的争议,在义务教育法及后来的修订案中屡次被强调的“就近入学”义务教育办学原则,在崇阳县失去了效力。广东凉茶

    “孩子一上车心就横在那里”

    2009年秋季开学,被撤的9所乡镇初中搬进了大集中学。加上春季先搬来的原城关中学学生,大集中学在校生近5000人,远超教育部2010年规定的初中不超2000人。

    为了符合国家规定,大集中学将初一、初二、初三分成了三所分校。每一分校有自己的一栋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实际上都在一个大院内。

    大集中学刚成立那半年,来自不同乡镇和县城的孩子矛盾不断,家长们也常听说学校里有人打群架。金塘镇陈大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天他的邻居接到电话后就急着往县城赶,原来邻居的儿子在学校被人捅伤,送到武汉花了19万医药费。广东凉茶

    比学生矛盾更难处理的,是十校合一后老师间的相处问题。在大集中学常务副校长罗火林的记忆中,刚合校的头半年,老师们有些不习惯,也不配合。每次开大会,县城的老师和原来乡镇的老师自动坐成两个阵营,中间隔着一大块空地。

    比起在学校的不安全,家长们更担心的是孩子上学、回家路上的不安全。教育城并未配套校车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崇阳公交公司的社会车辆。每到周五下午放学,大集中学操场上停满了开往各乡镇的小型公共汽车。

    2015年5月8日下午放学时间,南方周末记者在操场上粗数进校接学生回家的班车,共15辆,是清一色的“县内班车”小型巴士。面对鱼贯而出的各分校学生,各车司机早早下车大声吆喝,恍如身处县城车站。

    初二学生陈微说,像他这样距家半小时车程的学生,能在学校坐车实属幸运。而家住华陂的黄鹏,需要先去距离学校4公里的三角洲转车。

    此时的大集中学门口,还停有不少被学生称为“黑车”的8人座的面包车,其收费比公车贵,但跑得快。在小商贩的吆喝声中,南方周末记者身旁的一辆“黑车”猛踩油门,呼哧冲上了路。

    即使从校内开出的有核载标识的班车,也并不在乎搭乘人数的多少。在开往大源等线路中,后上车的学生没了座位,全部站在车厢过道上,彼此没有走动空隙。

    崇阳地处鄂南山区,县内多山路。离县城最远的高枧乡,70公里的路程需要开两个半小时。其中金塘到高枧路段全是约3米宽的土路,路途随处可见“弯多路陡”“此处塌方”的安全提示牌。全程时速不超过20公里,最陡的路段,U形的急转弯连续四五个。广东凉茶

    看到电视上播其他地方的校车事故,高枧乡王大哥捏了一把汗。“孩子一上车,心就横在那里”。这几年崇阳虽然没发生过校车事故,但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前几年的“6.23特大交通事故”,一班车翻入20米深的山沟中,死了12人,伤8人。

    王大哥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有些班车司机不负责任,把孩子(指的是初中生)放在半路上就返回县城拉客,第二趟才一起把孩子送回来。如果不撤并学校,这些孩子就可以就近入学而无需乘车,更不用花这笔额外的交通费了。

    负担重了,老师甜,家长疼

    刘文华已经习惯了朝六晚九。以前在乡镇中学,120个老师管四五百学生;现在教育城,78个老师管1500个学生。即使这样,刘文华也愿意进城。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到的大多数教育城老师都和刘的想法一样:负担重了,但心里甜。

    落在家长身上的负担,就不那么好受。高枧乡卖菜的廖大姐一直羡慕隔壁开杂货铺的王大姐。王的兄弟在县城安家,孩子有什么事都有舅舅照应,放心得多。

    廖大姐心里总是牵挂刚上初中的孩子。原本每个月只是孩子往返四趟,因为不放心,她每月额外再去县城看看孩子,但又不能去得太多,因为还要卖菜赚钱。

    心理负担之外,经济上的负担更重。

    2009年大集中学秋季开学时,崇阳县教育局局长龙志凡曾公开向家长承诺:“读书全免费、生活有补助、交通有补贴、安全有保障、住校如住家”,以解除家长后顾之忧。广东凉茶

    该校副校长罗火林两次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学生坐车无需花钱,但据了解,只有少数家住偏远山区的学生曾有少数时间段坐车不花钱。

    “生活有补贴”也并不是人人都有。常年做班主任的李老师见证了补贴比例的逐渐缩减。2009年刚开始的时候补贴最多,现在相比原来的大幅减少,而获得补贴的人数占总人数不到30%。

    大集中学初二学生陈微拿到了这份补贴。“这是用来给我们吃饭的”。学校的食堂里,一顿饭有5块、有6块的。在陈微眼里,“6块的饭菜好很多,尤其肉多了很多”。剔除寒暑假和双休日等假期,即使吃饭均按“肉少”的5块算,陈微一年吃饭大约需要2500元,而他获得的生活补贴不到一半。

    查阅《崇阳县志》,教育城伊始的2005年,崇阳12个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496元到2999元,均未超过3000元。

    撤了,复了,“死而复生”

    为了让孩子们就近入学,减轻负担,崇阳县不少乡村家长开始呼吁,恢复中小学。

    2012年,也就是教育城实验推进七年后,金塘中学“死而复生”。

    两年后,同样的一幕发生在高枧乡。到目前为止,当年被撤并入教育城的9所乡镇中学,已恢复2所。

    一年后,50岁的刘文华被派往金塘中学任教,为期一年。刘文华本来并不在需要重回山区的老师名单里。他之所以选择去是代替年仅27岁、孩子尚在襁褓的女同事。

    刘文华被派去的第一天,他看到院子里几个学生家长在孩子报完名后并未离开。后来得知,他们是当地家长协会成员,是在观察新来的老师们。

    也就是这家长协会,打通了山区中学失而复得的自救之路。

    家长协会会长陈义良介绍,当初金塘镇、高枧乡仅有的三所初中悉数被撤。家长们对此意见很大。县里派出几十辆班车去挨个接学生进城。只有大源中学暂时被保住了,靠的是家长集体阻拦,甚至钻到车子下面,那一天,还惊动了县里的警察。

    但这种保住,仅维持了一年。第二年,大源中学“垮了”。

    在县教育局副局长庞雄军的口中,是因为大源的家长用了一年的时间看到了教育城的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做什么工作,家长们就自愿把孩子送到了教育城”。

    “他们是釜底抽薪啊。”陈义良对此尤为气愤,大源中学暂时保住的那一年,该校所有老师被调走,只留一些新来实习的大学生,久而久之,学校就这么被拖垮了。广东凉茶

    最偏远的高枧乡距县城70公里。1976年前这里不通公路,生产生活物资全靠肩挑背驮,外运靠汛期扎排沿高枧河、青山河顺流至县城。现在,这里还只有土路。

    自从学校被撤走,金塘镇、高枧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失学率越来越高。学校搬走的那一天,高枧乡初二的学生王清平就放弃了踏上接他们进教育城的公共汽车。一年后,远赴江苏打工。在王的记忆里,他们当时班上不到四十人,有十分之一的同学和她一样放弃了读书。

    据陈义良了解,因撤并学校,上学路途远,该镇义务教育阶段失学率最高时达30%。家长付德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所在的组1995年出生了7个孩子,就我女儿读完了初中,其余6个孩子中学撤并后陆续辍学”。

    陈义良们要把学校夺回来的脚步就没停止过。他们跑去县里、市里、省里,跑到北京,一级级争取。

    2012年,希望来了!

    这一年7月,国家教育部下达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每个乡镇保留一所以上初中学校,保证学生就近入学。陈义良们拿着国家政策跑得更勤了,也更有底气了。

    迫于压力,崇阳县教育局同意恢复金塘中学。原本应有68名初一学生入学的年级,迎来了73名学生。有5名是从教育城大集中学转来的。原本该读初三的陈武广,在金塘中学恢复第一年选择读初二,那时还没有初三年级。

    两年后,高枧中学成功恢复。广东凉茶

    曾经在金塘、高枧流传一首改编自《红楼梦》的顺口溜:“学生悲,离乡求学几时归。家长愁,孩子读书前途忧。教师喜,工作一步进城里。领导乐,政绩辉煌少投入”。

    新一轮教育失衡?

    教育城的矛盾蔓延,县城里的学校也同样惨烈。

    桃溪中学党支部书记饶方复干了十五年,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要为招不到学生发愁。他的老搭档校长黄青松已经退休,离开崇阳。黄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电话采访,“离开了那里,对那里的事情不想再说什么了”。

    但黄青松在2010年开学带着老师做的那件事,在当地仍有回响。

    9月初一新生报到,黄青松拿着大喇叭站在了大集中学的校门外:要学生!本该来桃溪中学报到的420名学生中,183人去了大集中学。这件事最终惊动了教育局,教育局让大集中学副校长罗火林把这183名学生交给黄青松。这些学生是被黄带回来了,但后来又都回到了大集中学。“学生家长不愿意,说义务教育阶段,想上哪读就去哪读”。

    罗火林也很苦恼。每年开学季,他雷打不动地被各学校校长投诉,因为学生都来了大集中学。

    择校引发的教育生态失衡已愈发明显。在原来的崇阳县城,城关中学、桃溪中学和天城中学如三驾马车,在校生均有2000多人,并驾齐驱。现在桃溪中学在校生仅为1200人,天城中学为1800人,近5000人的大集中学成了当地无人抗衡的“航空母舰”。

    “我们是不行了,已经开始为招生发愁。”桃溪中学一负责人透露。广东凉茶

    天城中学日子也不好过。现在该校被教育局“调整”到了城乡接合部,招生也成了难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被另一实行教育城模式的政府“拉去考察”。他清楚地记得一个数字:40%,这是当地可以进教育城读书的孩子比例。

    储朝晖一直担心,这是否已经造成新一轮的教育失衡?

    在崇阳县教育局局长龙志凡看来,教育城颇有优势,一来整体提升了学校硬件水平,二来可以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进城读书,享受“优质教学资源”。“想进教育城读书的学生、家长太多了!”这是该局副局长庞雄军眼中教育城唯一的劣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此认为,教育城模式是“行政权力对教育的一次绑架”。义务教育要均衡,应该剥离政府的干预,而不是巩固加强。“为了证明教育城是对的,政府可能会有很多政策倾斜”,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面临新的教育失衡和生态破坏。广东凉茶

    在一辆“高枧—崇阳”的班车旁,一年轻妈妈正在哄襁褓中仅数月大的婴儿,被问及将来会不会把孩子送到70公里外的教育城上学时,她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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