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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5年开始投身教育, 教书育人已经二十多年, 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可不知为什么, 越教越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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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5-13讲话”  

2015-05-23 09:18:31|  分类: 历史事件与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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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凉茶

邓小平与“5·13讲话”

《炎黄春秋》杂志2015年第3期

吴伟

   

  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代表中央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史称“5·13讲话”。笔者作为讲话起草过程的参与者之一,有责任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历史。

 

邓小平与“513讲话” - 广东凉茶 - 广东凉茶

邓小平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三次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邓小平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支持赵紫阳为“反自由化”画框框

  1986年年底,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国。如此下去,10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出现严重倒退甚至夭折,这是党内外一切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他绝不容许在他手中葬送共产党的政权;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政权。这两条底线,都是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即巩固中共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每当他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8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清除精神污染”、围绕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决议”发生的争论是如此,这次“反自由化”也是如此。

  胡耀邦被迫辞职后,邓小平提名赵紫阳代理中央总书记。从1987年年初赵紫阳就非常忧心“反自由化”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冲击经济运行,冲击教育、科技、文化、农村等各个领域。他知道,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无力扭转大局。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几乎是用在如何防止这场反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势力借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5页)广东凉茶

  在1987年1月15日到19日举行的全国省长会议上,赵紫阳提出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的方针不变;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现行的城乡经济政策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及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方针不变。赵强调,对“自由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但必须十分注意政策。不得层层点名,不得层层抓代理人。仅限于思想政治战线,对经济理论不要批,农村也不搞"反自由化"。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天上午,赵紫阳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除了谈经济工作以外,主要谈了“反自由化”的政策问题,一是绝不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二是要尽量缩小“反自由化”的范围,严格限于党内,不涉及党外民主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严格限于思想政治领域,不涉及经济和改革,不涉及农村,不涉及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不涉及生活方式;在思想理论战线,点名批评的就那么几个人,不能随便点名,点名要经中央批准。

  同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天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7年4号文件),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做出了政策上的规定,强调:“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民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和社会上存在的其它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

    次日,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坚持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他再次强调,“反自由化”不搞政治运动,严格限于中国共产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农村不搞。在企业和机关进行正面教育。即使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实质上也是进行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的教育。城乡内外各项政策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经济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不仅不变,而且要努力做得更好。

  2月6日,邓小平找中央五人小组(胡耀邦辞职后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职权的临时机构)赵紫阳、万里、杨尚昆、薄一波、胡启立谈话,充分肯定了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说这个讲话讲得很好,你们要支持紫阳的工作;你们这个小组要工作到十三大;当前的改革开放,不是搞急了,而是搞稳了。邓在这时支持赵紫阳,说明他认为给“反自由化”画个框框是必要的,他也不希望他所提倡、支持的改革开放被“反自由化”一风吹掉。

  赵紫阳得到邓小平的支持,靠的是什么?只能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广东凉茶

  据笔者查到的资料,赵紫阳是在1987年1月15日的全国省长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两个基本点”的说法。他说:“三中全会的基本点有两个,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改革、开放、搞活。二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四项原则必须坚持,但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不会,也不能影响改革、开放、搞活,不能影响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此后的1月30日春节团拜会上,赵紫阳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此后不久,在同年4月中央政改办的一次会议上,时为中央改办研究人员的陈小鲁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有一条基本路线。鲍彤接受了这个意见,对“两个基本点”的说法进行了完善,加上了“一个中心”(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成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完整概括。这种口语化的表述,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围绕"反自由化"进行的博弈

  赵紫阳在此前的六七年里,一直是做总理,主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对于政治、理论方面的事情,大都不是很感兴趣。在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方面的争论中,他处在比较超脱一些的地位。但是当他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局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他和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的正面冲突就难以避免,很快他们就成了左派势力的主要对手。

  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把中央4号文件放在眼里。对于邓小平要支持赵紫阳工作的话,他们也置若罔闻,对赵紫阳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和中央4号文件公开表示了不满,他说,这些讲话都是折衷调和的东西,按照这样搞下去,“反自由化”斗争又会中途夭折。

  在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的纵容和组织下,中宣部组织了一大批人撰写文章,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办培训班,力图突破赵紫阳画定的“框框”,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1987年年初,就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办公地点的楼下——中办厂桥招待所的二层(政改办驻三层),进驻了一个新成立的"写作班子",据说是中宣部组织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中央写作组”。这些人进驻以后,和政改办的人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但从不同桌;上下楼也经常相遇,但却从没有交流。

  “写作班子”收集他们认为犯有“自由化”错误的人的文章、讲话,摘录所谓错误观点,整理编印成册。印成的材料发给有关单位的“写作班子”,按摘录的材料写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赵在书记处会上让他们停止这种做法。(同上,第215页)广东凉茶

  4月6日到12日,《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评》三家报刊在河北涿州开了一个“组稿会”。实际上,这个会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支持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全国宣传、理论、文化等方面的理论工作者120多人,其内容也远远超出了“组稿”的范围。会上确定了一批文艺大批判的题目。当时理论界对这个会议论纷纷,传说这次会上准备批判100多个人,并且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在内的若干个“大批判组”。赵紫阳得知涿州会议的情况以后,担心会超出4号文件的范围,派人调阅了这次会议的全部录音带和会议简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调阅后由谁处理、如何处理,笔者没有查到资料。但据了解,有几个大批判组确实成立了,但未及运作,赵紫阳的“5·13讲话”就发表了,大批判便无疾而终)

  当听到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在当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第一次拨乱反正,是指70年代末期以否定文革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赵紫阳十分气愤,严厉地批评了王忍之,说:“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赵还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12月修订版,第303页;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08~209页)

  主管意识形态的几位领导人认为,“反自由化”之所以搞不下去,就因为老有人在那里划界限。

  在3月13日中宣部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当赵紫阳说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开始扭转”时,邓力群突然插话表示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说自由化的受到了批判,干自由化的没有问题。”赵紫阳朝邓力群转过脸去,微笑着反问道:“老邓,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现在搞的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搞资本主义?”在经济改革中搞承包、租赁和股份制都是邓小平支持的,如果他把这些说成是自由化,等于是反到了邓小平头上。邓力群因此无言以对。(同上,第五部分,第二十四节)

  邓小平同意重新发表“8·18”讲话,认为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做好舆论准备

  对当时国内“反自由化”运动愈演愈烈,且有扩大化的趋势,赵紫阳和中央政改办研究人员们的心情十分焦虑。

  4月25日晚上,中央政改办对当时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形势进行了一次内部讨论。在这次会上,许多人发言,认为情况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而且即将出台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夭折。特别是5个月后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很可能开成“反自由化”的大会,改革开放将难以为继。

  会上,大家纷纷列举了“反自由化”以来出现的奇谈怪论,比如,这次“反自由化”是“第二次‘拨乱反正’”;提“两个基本点”不准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二者不能并列;经济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自由化的基础,不反经济自由化,政治上的自由化也反不了;中央规定不批经济上的自由化,不等于经济领域没有自由化;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不然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实行厂长负责制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自由化的具体表现,等等。这些言论都直接背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有些话甚至直接批到了邓小平头上。不仅如此,甚至连为文革翻案的主张都出来了,什么“自由化就在党内,说明有走资派,毛主席的话没有错”等。说这些话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党的中高级宣传理论干部。

  听到这些明显背离三中全会路线,背离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主张和言论,特别是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人也加入其中,大家都感到形势严峻。当晚,鲍彤根据这次会议情况起草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主要是:有人似乎把四项原则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反自由化的态势对当前改革有影响,对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不利。建议抓一抓改革的舆论,在宣传上,改革与“反自由化”并重是必要的。同时,建议在7月1日重新发表小平同志1980年的“8·18”讲话,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了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们就是落实邓小平思想。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话,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经过中央认可的,同意的。

  4月27日晚,这个报告送到了赵紫阳手中。广东凉茶

    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关于这次会见,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我与邓小平作了一次长谈。向他汇报了几个月反自由化斗争之后,大气候已经起了变化,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也基本改变过来了。而在一些人中间,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论调仍然甚嚣尘上。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作好舆论准备。我的意见得到邓的赞同。他要我好好准备,最近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赵紫阳还建议,7月1日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8·18”讲话)。(同上,第217页)赵在汇报中还谈到了政改办报告中所反映的那些情况,这让邓很吃惊。邓小平说,赞成“两个基本点”的说法。去年的事情(指胡耀邦辞职)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暂时收一下是必要的,但改革要坚持,要加快。邓还交代说,十三大报告的稿子很重要,有个东西就先拿来,我们也出出主意。邓小平还表示,同意七一重新发表他的“8·18”讲话。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参加谈话的还有杨尚昆和薄一波。

  邓小平在“5·13讲话”稿上批示:“完全赞成。”

  4月28日中午,赵紫阳办公室打来电话,要鲍彤尽快去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后,鲍彤回到办公室,立即召集周杰、陈一谘、陈福今、吴国光、黄海、张伟和笔者等人开会。会上,鲍彤先向大家介绍了赵紫阳和邓小平见面的情况,说,我们要为紫阳准备这个讲话,5月2、3号拿出来。请几位同志先拿出一个初稿。当时进行了分工,由吴伟、张伟、黄海各写一部分,吴国光统稿。(提到的几人均为中央政改办的工作人员)

  然后,鲍彤向大家转达了赵紫阳对起草这个稿子的意见。紫阳说:五一后要找宣传、理论部门,党校方面的人开个会,讲一次话。首先书记处要议一下。讲两点,一是讲“反自由化”,二是讲改革的宣传工作。“反自由化”,要讲大气候已经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但真正深入下去还要做许多深入艰苦的工作。昨天书记处开会,就曾经说到,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深入到人们脑子里面去,真正起作用,有效果。讲话一定要两面写。“反自由化”要写得充分,不能轻描淡写。一是正面教育如何深入;二是对犯过自由化错误的同志抱什么态度。要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承认错误改正就好。对整个“反自由化”的形势要有个分析、估计。讲清下一步怎么深入,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要给政策,要开生活会,耐心帮助,讲明这是党的信任,不要顶牛。

  在讲到改革开放时,赵紫阳说,讲改革开放的舆论宣传,要能站得住。对这方面的错误观点可以归纳一下,这种观点不是不允许讲,但它证明背离三中全会路线的观点仍然存在,因此有宣传改革的必要。对一般的错误观点,可以说得和缓一些,对党校出现的错误观点(即3月在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说“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指在1987年3月中央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两个基本点不能并列,‘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要说得严肃些。要让大家看清世界大势,哪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在批评僵化教条?我们有些同志思想却没有进步。

  在转达完赵紫阳的意见之后,鲍彤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他说,要收集一些材料,做些归纳。哪些该讲,那些不该讲,哪些讲了有意义,哪些讲了没意义。该讲的一定要讲,可讲可不讲的就不讲。材料要确实,口气要缓和。要讲清,上半年的波折,不应该影响改革开放,还要加快步伐。要站得住,通得过,要全面,有水平。最后可以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不能搞;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要加快步伐。

  初稿很快就写出来了,又由陈群林进行了润色,磨掉了棱角,大家又讨论修改了一次,鲍彤在上面进行了多处修改。广东凉茶

  5月3日,这个稿子报给了赵紫阳。次日,赵紫阳看了以后,又送中央五人小组杨尚昆、薄一波、万里、胡启立阅,同时也送给了邓力群,均未表示不同意见。赵紫阳在稿子的首页上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报告说,小平同志:根据您四月二十八日讲的精神,我准备在近期召集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等有关方面同志开个会。现将讲稿送上,请审阅指示。如原则同意,我再找一波、尚昆、万里、启立同志酝酿一下,并提请书记处讨论,最后再开会布置。5月5日,邓小平在这个稿子上批示“完全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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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和邓小平在“5·13讲话”稿上的批示


  此后,赵紫阳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讲话稿子,力争在讲话之前化解掉可能出现的分歧。几位与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都认为这个讲话很重要,决定把原来打算只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讲的范围,扩大到全体在京党政军群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并且在会后要下发文件,扩大传达到全党。

  5月13日下午3时,这个“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以上系统在京各单位,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部以上领导干部共100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乎全部到会。笔者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由万里主持。赵紫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篇讲话中,赵紫阳对当时有人提出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这种意见对不对?不对。中央在4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明确的范围,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所以要这样规定,一是因为现行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化不自由化的问题;二是因为现行政策的稳定是经济局势稳定的前提,不允许把人心搞乱。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所以,所谓打破4号文件'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这种论调,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宗旨没有共同之点。”

  赵紫阳说:“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不改革没有出路。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现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两个基本点统一起来,才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整内容,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有生命力的、有血有肉的、实践中的科学社会主义。”(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

  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赵紫阳讲话结束以后说,今天紫阳同志的这个报告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它不仅是对宣传、理论、新闻、党校的同志们讲的,也是对全党讲的。今天各部门都来了,各地各部门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进行贯彻,中央还要专门发文件。广东凉茶

  赵紫阳“5·13讲话”精神被迅速传达了下去,只讲“反自由化”而不讲改革开放的“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宣传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工作也开始提上了日程,为把中共十三大形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做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作者为中央政改办原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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