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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5年开始投身教育, 教书育人已经二十多年, 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可不知为什么, 越教越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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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的诺干史实(续)  

2013-06-13 08:47:47|  分类: 历史事件与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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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国锋的诺干史实(续)

《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3期

韩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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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广东凉茶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部长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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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一代领袖”向参加集会的群众招手致意,这是首次亮相。

       “洋跃进”? 

  “洋跃进”也是指斥华国锋的错误之一。“跃进”自1980年代以后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广东凉茶

  所谓“洋跃进”,从目前的解释看,有“宽”“狭”两种含义。广义的“洋跃进”,指197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经济高速增长。狭义的“洋跃进”,指超出国力承受边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引进。由于批评者将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跃进”,又因为具有1950年代不曾有过的对外引进的因素,故称之为“洋跃进”。对“洋跃进”,政学两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以至于对这个说法都有争议。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前提是弄清事实。因为事情本身比较复杂,这里只讨论最高层关于引进的决策层面的事实问题。

  “文革”结束以后,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工业生产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2004年11月初稿,未刊,第34~36页。)

  会后,国家计委修订引进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很肯定150亿美元的引进计划,认为没有什么危险。邓甚至提出,再过两三年,也许可以再多些。李先念同意邓的意见。华国锋也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55~62页。)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时的谈话(1978年2月9日)。)按照华的主张,引进规模扩大到180亿元。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上),第279页。)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 一九九七)》(上),第298页。)与邓小平一样,华国锋也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3页。)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则毫无顾虑,气魄极大:下个大决心,不仅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120页。)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的盘子二点五倍。广东凉茶

  大概是受邓小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国锋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几天后,他在一次谈话中嫌原计划过于保守:“一种办法是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办法是借自力更生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哪种好?中央准备采取大的政策引进。从60亿到180亿,现在要搞到500亿美元。花一点钱。这是一个大决策,原计划是保守了。”(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同华、邓的态度相比,叶剑英、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叶说:引进技术,重点在欧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要吃饱,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观条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顿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进的东西。李先念说:引进要同国内制造平衡,要结合起来。光进口,国内机械工业不提高不行吧?!(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一个引进新技术的单子。国家计委做了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各方面提出的扩大技术引进的设想,需要用汇超过1000亿美元。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华国锋从加快发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进规模的扩大: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华国锋听取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初步设想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7月11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38~139页。)有材料显示,邓小平也有把引进规模扩大到800亿美元的考虑。(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邓小平同志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尚不清楚的是,邓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个想法,这是他自己的考虑还是对计委方案的肯定。李先念则仍然对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些担心。8月3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各部门汇报后,李先念谈了一些意见: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黄金”。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很好,但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我怀疑能否借到500亿美元?借了500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5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大概就差不多了。(李先念听取各部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8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40页。)虽然叶剑英、李先念都有些隐忧,高层最终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最近中央决定,引进工作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李还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

  上述高层决策过程的梳理,表明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一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最初高层的意见比较一致,后来逐渐有些差异。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间虽一度略微谨慎,但很快恢复了乐观态度。叶剑英、李先念开始也赞成扩大规模,但是随着规模设想的一步步扩大,态度渐趋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46页。)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这是中央全会的决定,“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国锋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广东凉茶

       被忽视的“滥觞”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那么,华国锋有没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呢?这需要凭史料来回答。由于文献档案公布甚少,笔者只能根据所见零星史料梳理。广东凉茶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胡耀邦等同志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讲话(1975年9月26日)。)1977年初,项南(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页。)

  前述华国锋在引进问题上的主张,某种程度上已经含有打破自我封闭的意义。在他看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要很快搞上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好的经验,非常重要。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华国锋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引进成套设备计划汇报的谈话(1978年3月1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1977年底至1978年中国派出一些代表团出国出境考察,比较重要的有:林乎加率领的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段云率领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华国锋听取林乎加、段云汇报后的谈话(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页。)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在华国锋、邓小平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掀起中国当代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后,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凸显。对华国锋来说,改革的动因更可能是来自于中外现状的比较。华认为:“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但是国人尤其是干部却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有个思想束缚”,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点”。(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醒“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注意价值法则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多少显露出后来经济改革的纵深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主张有某种前瞻性。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工作报告的讨论(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9页。)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对外关系不是华国锋熟悉的工作领域,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风格。特别是他很注意在对外交往中,考察外国的情况和经验,以为中国的借鉴,而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广东凉茶

  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时任中联部八局局长的朱良回忆,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这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出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

  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华国锋非常感慨。据朱良回忆,华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要随同访问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

       包容和宽厚的主持者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高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

       最大的错误 广东凉茶

  同任何历史人物一样,华国锋的政治实践也是复杂和多面的。这里不多作叙述和分析,只想指出一点: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即1977年对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处置。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参见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页。)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50页;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64页;谭宗级、叶心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6页。)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党中央”。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决定将这个报告及所谓“罪证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80年李冬民获平反)。(参见《改革开放的历程》,第43~44、50页;张湛彬著:《石破天惊——中国“第二次革命”起源纪实》,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各地奉五号、六号文件的指令,进一步追查、逮捕“谣言制造者”,立案审查,判刑收监。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参见《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第46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第14页。)据一些材料称,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参见白相国、张植臣、丁铁石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时的发言(1980年11月9日、5日),《中央国家机关讨论历史问题决议草稿的简报》总256、214号。)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五号、六号和三十号文件有关。(参见金凤:《血写的嘱托》,金凤、丁东编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第242~246页;《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75~197页。)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对于民间舆论和自发活动的应对,只是采取意识形态的手法(如宣传“两个凡是”),充其量不过是政治上的失策;一旦动用司法手段,尤其是开杀戒,则不能不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广东凉茶

  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极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上册,1988年,内部印行,第247页。)这项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根本违反了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又毫无界定,可以任意解释和放大,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的“打击政治谣言”,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它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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