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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尘封七年的院士陈情书  

2013-06-02 11:01:15|  分类: 污染与防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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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尘封七年的院士陈情书

——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前传

《南方周末》第1448期    2011年11月17日

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

        

       2004年第一个在联名书上签名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已经去世了,他没能等到“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尘埃落定之时。

       2011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通过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这是我国第一次针对地下水启动的大规模工程。7年前,正是刘东生等40位院士的联名上书,直接开启了这项庞大工程的序幕。

       20401个监测站点,耗资17亿元,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建设兵团,控制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1/3,这项工程计划在三年内,给我国纷繁复杂的地下水装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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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地下水监测管理局人员正在监测地下水。(林祚顶/供图)

 

两个部委,七年筹备

2003年,钟自然刚到国土资源部下属的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担任院长时,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建立全国的地下水监测工程。  广东凉茶

“2003年,我们开展了第二轮地下水资源评价,发现全国地下水水质恶化,水量分布不均衡,地下大面积变成将近20万平方公里的漏斗。这么大的事儿,国家如果不及时监测,将来修复起来非常难,甚至不可能修复。”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回忆说。

他和同事们计划给国家上书,坦陈地下水监测困境。

院长助理李文鹏参与起草了建议书。恰逢研究地质方向的院士们在北京开会,为了让建议书引起国家高层重视,李文鹏跟随钟自然院长拜访了院士们,希望他们能在建议书上签名,共同呼吁。

地下水问题沉疴已久,这份建议书披露的问题也恰恰是许多院士多年呼吁的目标。“当时看了看就签了,这是我们多年的愿望,参与这个建议,我们非常乐意。”11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学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出乎意料的顺利。“一下子就签了40个院士。”李文鹏感叹,“院士们的名字签了满满一页,找他们签名的场景,我至今仍历历在目。”

2004年5月30日,这份《关于设立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专项的建议》被递交给了国务院,短短数页,40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名字密密麻麻地签在一张纸上,附在建议书后面。

“我们以为回复会等很久,没想到一两天曾培炎副总理就回复了。”李文鹏回忆起来,依旧有些兴奋。

在曾培炎副总理批示“请发改委研究并提出意见”后,2004年8月,国土资源部向发改委递交了《国家级地下水监测工程项目建议书》。然而,令李文鹏没料到的是,同时上报到发改委的,还有另外一份建议书《黄淮海重点平原区地下水自动监测系统建设项目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来自水利部。

水利部也正在筹备“摸家底”。“都说地下水超采严重,到底哪些地区超采多少量,严重程度怎样,目前的信息很难准确地说清。”水利部水文局副局长林祚顶回忆说,他是水利部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人。“得靠监测,才能真正查清地下水水位到底下降了多少。”

2002年,水利部组织编制了《全国地下水监测规划》。在此基础上,本着“区别轻重缓急、分期进行建设”的原则,水利部编制了上述建议书,2004年11月上报至发改委。

尽管各自发力,协调困难,但自此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还是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协调合作。“这个项目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两个部门合作,资料共享,各自侧重使用。”林祚顶说。

2005年,发改委组织召开了协调会议,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达成了“分工协作、避免重复、信息共享”的协商意见。此后,两个部门经过了多次协商。“会议次数都数不清了,两个部副部长主持协商的会议有两次,相关司局的有五六次,水文局和环境监测院的可能有二十多次。”林祚顶回忆到。

这几十次的协商涉及两万多个监测站点的坐标、监测项目和监测频次等。厚厚的材料和批复渐渐将那份40位院士的建议书压在了最下面,南方周末记者提出要看看那份建议书时,田廷山说:“材料都在,就是现在不好找。”

直至国务院批复了这项工程,尘封的历史才重见天日。  广东凉茶

惨淡经营,难以维系

两个部门缘何不谋而合?

建国后,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的前身——原地质矿产部逐渐在全国建立了各自的地下水监测点,到上世纪末,两家各拥有两万多个监测井。监测队伍庞大,原地质矿产部就有约五万人参与监测,水利部参与地下水监测的也有一万多人。

1998年,为理顺地下水资源管理中职能交叉的问题,国务院将原地质矿产部承担的地下水行政管理职能交给水利部承担。“水资源行政管理及水资源监测归水利部。”林祚顶说。“地下水过量开采和污染的监督监测,水文地质勘查归国土资源部。”田廷山如是解释。

两个部门依旧保留着自己的监测队伍,但由于一直没有实施专门的地下水站网建设,这些监测井年久失修。“号称两万多个井,但大多不行了,没人修,再不搞就要出问题了。”李文鹏将这些老井描述为“惨淡经营,难以维系”:抽水管生锈,从监测井里抽出来的水,有的黑的,像煤炭沟里取的,有的白的,像牛奶。

此外,这些老井大多不是专门的地下水监测井,有的甚至是农民自家饮用或灌溉的井,并委托农民监测。“农民浇地后,水位就下降了,测的是假象。”林祚顶说,“报送方式很原始,农民测完后,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后把数据寄过来或是水文局上门抄数据。”这种人工监测水位的方式也较为原始,李文鹏说业内称之为“钓鱼”:扔一个铁棍到井里,遇到水后导电了,开始记录水位。如此搜集的数据缺乏精度和时效性。

“监测是地质人员的眼睛,通过监测才能了解地下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卢耀如作了形象的描述。国家级的监测工程实施后,这些专业的监测井将实现自动监测,数据实时自动传输。

监测只是第一步

但是,监测还只是第一步。地面沉降、地下水污染、地下水和地表水的联合调配,老一辈科学家一直在为之奔走,联名上书也不惟一次。  广东凉茶

2007年,78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袁道先联合七名院士,提出了《防止我国西南岩溶地区地下河变成“下水道”的对策与建议》:“一方面对这些地下河的开发利用程度甚低,而另一方面它们正在逐步变成各地排污的下水道。”

受访的卢耀如、林学钰和汪集旸院士均参与了袁道先院士的提案,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不全是西南领域,“相互支持,一直呼吁”是每位院士的态度。

卢耀如院士从事地下水研究60年,一直积极地给政府部门提出建议。2000年,他参与中国工程院负责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时,就已建议考虑西南地下水和地表水联合调配。2010年西南大旱,他给贵州省省长写信,题为《对我国西南旱灾的思考及今后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建议》。“这些建议早就有,最近才引起关注。”老先生感慨,“西南地区有上万条暗流,利用好地下水,就可以应对西南大旱。”

74岁的林学钰院士每年都带着学生野外实习。“地下水我们搞了一辈子。1959年大旱,农民在地里车水,地全部都干了。我当时在安徽江苏的苏皖大队,领着学生实习,协助农民找地下水,帮忙车水。那对我们师生教育可大了,地表水干涸的时候,地下水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科研进展和国家需求变化,林学钰院士实习的课程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部找水,在东部调查地下水污染源,研究逐渐深入。

“我去年去西南,看到一个老太太,背了一个背篓运水,还牵着一个小孩,老太太背都弯了,我心里很难过。”卢耀如老先生感叹,“这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只好带着孙子上山背水。如果我们开发了地下水,用应急管道给老乡送水就好了。”

(感谢中国科学院汪集旸院士、中国工程院王浩院士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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