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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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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5年开始投身教育, 教书育人已经二十多年, 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可不知为什么, 越教越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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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寨与陈永贵之五(虎头山)  

2010-08-05 16:30:43|  分类: 多彩世界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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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凉茶 

    本系列照片均为“广东凉茶”所拍摄,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拷贝及引用!部分的文字介绍来自于网络,并经由博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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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寨旅游的重点在虎头山上。今日虎头山上已是绿树成荫、松柏成林,满山苍翠而静穆,散发出一股清灵之气,蕴含着一种自然美的神韵。山坳间黄栌、灌木,丹黄朱翠,分外妖娆。一到深秋,万山红遍,装点着山林大地。红叶象征大寨人胜利的喜悦,当然也能给游者焕发起精神,增加蓬勃的生命活力。

 山麓有“大寨展览馆”,展览馆前有大地之子陈永贵雕像,经过4层台地,登上228级青石台级,有“陈永贵之墓”,墓左侧百米处,有郭沫若纪念碑,据说,郭老的部分遗骨分撒在虎头山上。墓的右侧开辟了一处山间游园,在林木间建有古式的凉亭、回廊,朴厚劲挺。座座“天池”,清澈见底,条条沟渠,纵横交叉,汩汩流水灌溉着山上的良田果木。“养鹿场”掩映在群峰苍翠之中,苍松绿草,梅花鹿群,使你顿入回归大自然之妙境。站在周总理纪念亭中,下望大寨村,群山环抱着层层楼舍,如诗如画。袅袅炊烟,几声鸡鸣,一个经济繁荣,生活富裕,环境幽美,安全文明的新农村就展现在眼前,构成一组融自然、人文景观为一体的新型旅游画面。

 站在虎头山上,已见新世纪的大寨曙光。

 

图一~二、绿树掩映下的上山小路

大寨与陈永贵之五(虎头山) - 广东凉茶 - 广东凉茶

 

大寨与陈永贵之五(虎头山) - 广东凉茶 - 广东凉茶

 

图三、周恩来纪念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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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周恩来总结的“大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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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虎头山对面的“七沟八梁一面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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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当年的老核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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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树上的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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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路边的柏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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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天高任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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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由来

 摘自——江 波《党史纵横》2005年第11期  

说到大寨,很多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山西省昔阳县一普通小村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因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而声震华夏,名扬海外。那时“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标语遍布大江南北的各个角落;“大寨红花遍地开”、“大寨红旗遍神州”的歌声响彻长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大寨,俨然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与象征。那么,大寨是如何由默默无闻的山村而成为名噪天下的样板的呢?“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呢?让我们一起翻开历史,回到那令人难忘的岁月中。

合作化运动中的先进典型

其实,大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成为山西省昔阳县的先进典型了。这一典型的树立,与率领大寨人向穷山恶水开战的陈永贵密不可分。

陈永贵出身十分贫寒,他父亲因生存无望上吊身亡。从7岁开始,陈永贵就给地主放羊、干活。悲惨的身世,使他对剥削阶级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1946年,刚刚获得解放的大寨村成立了以贾进财为首的互助组,包括陈永贵在内的15户村民加入了这一组织。该组织为大寨村民的互助协作,提供了最早的尝试。1947年,在县区干部的帮助下,大寨村由一个互助组扩展为两个互助组,一个继续由贾进财领导,另一个则由陈永贵领导。陈永贵从此崭露头角。

1948年,陈永贵的互助组的规模不断扩大,由开始的9户发展到29户,与此同时,陈永贵因吃苦耐劳,关心群众疾苦,敢于承担风险,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大寨村屈指可数的几名党员之一,其在政治生涯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贾进财、陈永贵等人的带领下,大寨村民的生活有了较明显的改善。历史资料显示,1949年大寨村粮食平均亩产达175斤,人均占有粮食568斤。陈永贵随后即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与书记贾进财一起,率领摆脱了封建剥削压迫的大寨人迈上新的征程。

1951年,陈永贵到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次天津之行,让陈永贵眼界大开。他开始认真思考大寨的变革之路。他认为,大寨虽不能像平原地区那样使用农业机械,但只要把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土地修成梯田,能让庄稼多照太阳多透风,就能有好的收成。从那以后,大寨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土地进行加工,年复一年,大寨的面貌逐渐改观。

1953年2月,在中共昔阳县委的指导下,大寨成立了以陈永贵为首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底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归社,陈永贵认为这种办法不仅刨掉了产生“剥削”的根子,而且有利于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随后,在他的率领下,大寨人开始“大战狼窝掌”。经过两年治理,初见成效,大寨的粮食亩产在第二年达到了349斤。这样,大寨走在了昔阳县的前列,成为昔阳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其“当家人”陈永贵则因成绩突出受到了昔阳县的表彰。

的确,陈永贵在抓农业生产上很有一套。他不仅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始终保持庄稼人的本色,而且着重在“土”字上下功夫,依靠向地里多投工来换取粮食增产,修山改土的工程年年不断,使社员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以土地为主的农业生产上。同时,在“科学种田”的口号下,他们注意结合大寨实际,采取了“三深”(深耕、深刨、深种)、“四不专种”(麻、菜、谷、豆不专种)、“三不空”(地边不空、地墙不空、地角不空)等措施,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大寨一步一个新台阶。

在抓农业生产的同时,陈永贵也不忘抓政治,而且思想越来越“左”。他认为抓政治就需要不断更新斗争内容,使人们始终保持高昂的斗争热情。在他的带领下,大寨开展了与富裕中农的斗争,并且上纲上线。他的这些做法,迎合了当时的需要,受到了昔阳县委的好评,1956年昔阳县委即提出了开展“学永贵、赶永贵、学大寨、赶大寨”的运动。随后,陈永贵成了山西省晋中地委树立的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典型。陈永贵及他所在的大寨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

“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在山西兴起

195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当时,党中央邀请了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来京参加国庆活动。已有一定名气的陈永贵作为山西省代表前往北京,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共度国庆佳节。

陈永贵从北京回来不久,晋中地委就在昔阳县召开了整风整社现场会,会议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即“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苦干实干的革命干劲”。随后,昔阳县又办起了“大寨奇迹实物展览馆”,介绍陈永贵领导大寨人治理穷山沟的事迹。

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3月15日,《山西农民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认为陈永贵是“有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手脑并用的新人”,是“又当司令又当兵,手脑并用新英雄”。该报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认为农村基层干部参加劳动,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工资问题,更重要的是掌握了生产情况和生产中的问题,加强了党的领导,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样,“学永贵、赶永贵,学大寨、赶大寨”活动在山西全省逐渐展开,昔阳县委更发出号召,要求“动员全党、全民奋战三年,实现全县大寨化”。

1963年,陈永贵等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高度评价了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例,认为此举是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有效武器,毛泽东希望全国农村的支部书记都能像昔阳的干部那样,积极投身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在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同时,中共中央于1963年3月批转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同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会议为此作了具体部署,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这次会议标志着大寨典型从此进入了一个发展和上升时期。

不久,《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同期还刊登了山西省晋中地委农工部撰写的《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一文,文章详细介绍了陈永贵的先进事迹。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其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大寨红旗的逐渐升起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这篇文章为大寨红旗的升起做了重要的铺垫。

文章指出: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劳动就是革命。他的所作所为,是“听毛主席的号令,占领阵地”。文章还对“农业阵地”逐一作了介绍。第一个阵地是“大柳树下”,这是大寨大队“阶级斗争短兵相接的阵地”,因为从土改至今,这里曾发生过多次或明或暗、或缓或激烈的斗争;第二个阵地是“虎头山上”,在这里,陈永贵带领大寨人修山改土,大战狼窝掌,创造了人间奇迹;第三个阵地是“堡垒内外”,陈永贵带领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文章强调,陈永贵心里只有劳动与革命,他以不断革命为己任,穷的时候革命,日子过好了也要革命。这篇文章的发表无疑进一步扩大了大寨及陈永贵的影响。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突袭大寨。一连7天的大雨使大寨10年来修山改土的成果毁于一旦。据统计,700亩耕地被冲毁,446亩粮田当年无收。全村78户人家,户户遭灾,90%的房屋和97%的窑孔被冲毁。同时,1000多株果树,价值千元的农具也付之洪流。

洪灾给大寨带来的破坏、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但另一方面,洪灾也考验着大寨人,考验着陈永贵。当时,中央、省、地、县以及附近的生产队,派来了慰问团,并提出要给大寨一批救灾物资。但陈永贵等人却谢绝了“外援”,并提出一定要做到“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社员口粮、劳动日分配、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在当时这种困难面前,这种表态无疑需要巨大的魄力与勇气的。正是这种不同凡响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使大寨跃到了众多先进典型的前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灾给大寨带来了更大的转机。

果然,陈永贵及大寨人说到做到,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使用简单粗笨的劳动工具,夜以继日地重建家园。在他们的艰苦努力与辛勤劳作下,到秋后一算账,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21万余公斤,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户均1500公斤,劳动日分值1元,这说明巨大的洪灾基本上没有影响社员的生活,也证明大寨人的确创造了奇迹。从中央到山西省的各级党政组织对大寨更加刮目相看,开始从各不同层次挖掘大寨这一先进典型的深刻寓意。

1963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将大寨精神概括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当时山西的各级组织还提出:学大寨、赶大寨运动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农村,而要扩大到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他们认为:大寨精神不仅是农业战线上的旗帜,也值得文化、教育、卫生工作者学习。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大寨经验得到与会者的肯定。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名为《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高度赞扬了大寨人所取得的不同凡响的成绩。

1964年1月,陈永贵来到北京,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情况。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随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群众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他不拿讲稿,毫不怯场,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他着重讲了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从“合作化”讲到“三战狼窝掌”,又讲到抗灾,讲到“三不要三不少”,其中突出强调了自己总结出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一是对国家有利;二是对集体有利;三是对个人有利;四是对阶级斗争有利;五是对干部有利;六是对后进赶先进有利;七是对保先进有利;八是对发展生产有利;九是对人民公社有利;十是对团结有利。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十分合拍,大家听了后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会后,中共北京市委即印发了陈永贵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并提出:“大寨党支部坚持毛主席的自力更生思想,是我国人民处在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中的精神状态的一面镜子。”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在北京地区掀起一个“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

学大寨运动自发形成

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作汇报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学大寨,赶大寨”的专题连续广播,宣传大寨的先进事迹和陈永贵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从这些来信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十分欣赏大寨精神,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郊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的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后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赞伯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为镜子,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还有不少听众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就在许多人心潮澎湃、热情高涨之时,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名为《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执笔写成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它一发表就立刻引起了轰动。文章指出,大寨之路就是组织千百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把个人溶入集体,克服自私心理。

同一天,《人民日报》专门为《大寨之路》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号召要从四个方面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一是学习他们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二是学习他们藐视困难、敢于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三是学习他们把伟大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优良作风,四是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社论认为,大寨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毫无疑问,《大寨之路》的通讯与《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使全国人民对大寨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一个向大寨学习的热潮迅速兴起。

毛泽东、周恩来高度关注大寨

就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开展向大寨学习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为大寨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的献身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所感动,他们高度关注大寨,并从更深的层次思考如何发展农业,如何改变农村面貌。

1964年3月23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参加“四清”工作座谈会,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前去汇报工作。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毛泽东听了,说:“是啊,我在报上见过文章呀。”说着就叫秘书拿过报纸来看。这时距《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已将近一个半月,而这份报纸还在毛泽东的专列上,这说明毛泽东的确已经开始思考要树立大寨为典型了。

毛泽东问陶鲁笳:“陈永贵识不识字?”

陶鲁笳回答:“不识字。这些年扫盲,才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接着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

不过,毛泽东也深知要树立一个典型,要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必须慎重对待。这与周恩来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1964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

5月2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在会上,廖鲁言把大寨的特点概括为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

对大寨十分满意的廖鲁言在会上还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为此他要求大寨干部:“首先要生产更发展,这样学起来才行,不发展,学你干什么?”“你们有好多好东西,特别是搞生产。”“怎么使这面旗帜更红?要达到这点,就要搞好生产。”突出强调生产问题,是廖鲁言讲话的基调。他热切期望大寨这个生产典型保持成绩和荣誉,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做好表率。同时,廖鲁言也注意到大寨存在的某些不足,他要求大寨党支部、管委会和贫下中农委员会分工要明确,各种会议制度要健全;不能只重视粮食生产,长期搞单打一,林业副业也要搞;不能讲排场,搞铺张;要正确对待先进和荣誉,要一分为二地对待样板,“学赶大寨的提法不够全面和确切,应该是比学赶帮。”“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工作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整垮!”

结束对大寨的考察后,廖鲁言一行向党中央汇报了考察结果。同年7月,山西省委向全省转发了廖鲁言《关于大寨大队的调查报告》。省委认为:这份报告简明概括了大寨经验,大寨巨变起决定作用的是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要求全省各地“毫无例外地认真学习”,把学大寨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农业学大寨”口号的正式提出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到了大寨。那是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毛泽东插话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一个月后,已经看过廖鲁言调查报告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大寨,他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显然,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已决定要树立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的典型了。因为他觉得大寨的事迹正符合他的思想,符合党的优良传统,也真实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力量。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布:“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周恩来指出:“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接着,周恩来向全国的干部发出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而会议召开期间的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出席会议的陈永贵参加自己71岁生日的聚会,更是被传为佳话。

不过,尽管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据考证,“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这天,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响亮的口号传遍神州大地。

需要说明的是,最初向大寨学习时,并没有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未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学大寨运动。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大寨则由“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逐渐变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方向道路的典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的经验也从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因地制宜修筑“大寨田”、实行精耕细作,被拔高成“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从此,学不学大寨的问题不仅被当作认识问题,学得好不好不仅被当作工作问题,而且被当作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蜕变,这种蜕变为大寨红旗的坠落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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